支援武汉的江苏红会工作组负责人:一枚口罩、一分钱都要登记

支援武汉的江苏红会工作组负责人:一枚口罩、一分钱都要登记
经过六小时的车程,聂城和他的团队终于回到了南京。在隔离酒店,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自己大睡两日。这一个多月来在武汉的疲惫、紧张、压力,终于在这两天无人打扰的睡眠中得到释放、缓解。一个多月前,身为江苏省红十字会援武汉工作组负责人、江苏省红十字会赈灾救济部部长的他和团队“临危受命”,前去武汉协助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当地红十字会。工作组正在处理物资。本文图片 受访者提供因为捐赠信息公示不及时,物资分发不及时,湖北武汉当地红十字会曾一度引发舆论关注。去时,聂城的团队自备口罩,回时,他们与当地一起努力留下了一个规范有序的工作局面。在武汉奋战的近50天时间里,聂城带领6名队员,完成台账资料23份,编制物资、资金账目表280余个,处理捐赠数据11.3万条……这份成绩单不仅受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高度肯定,其清晰的账目登记也赢得国家审计部门工作人员的“点赞”。他们与各地援鄂医疗队一样,只不过是在另一个相对“安静”的战场完成了支援湖北武汉的战役。如今,我国“战疫”已取得阶段性的成绩。此时请曾经身处一线的红十字会工作者复盘“抗疫现场”以及他眼中的武汉红会当时的处境,对我们厘清和理解一些问题或有帮助。工作组正在核对物资。以下是聂城与澎湃新闻的对话:澎湃新闻:您和团队在武汉待了多长时间?回到南京感觉如何?聂城:2月3日过去的,3月22日回的,待了一个多月,回南京后全员在酒店隔离,我自己一回来就睡了两天,才感觉缓过来一点,之前一个多月强度太大了。澎湃新闻:你们在武汉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工作节奏如何?聂城:前期是协助武汉市红十字会把仓库物资理清楚,分发出去。后期把捐赠人信息核实清楚,公示清楚,给爱心人士一个交待。每天从宾馆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办公地点再到仓库,三点一线,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开始,晚上七八点回到宾馆,吃过晚饭后继续干活到凌晨两三点。我们本来还说在武汉想看看樱花,没想到中间马不停蹄,就没有怎么歇过。虽然很疲惫,但我可以说很自豪的说,我们团队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只有在后期休息了两天。 澎湃新闻:你们一行几人,如何分工?与当地红十字会如何协作?聂城:我们7人,一人负责随队医疗,一人司机,其余5人主要负责物资统计登记和一些协助派发工作。武汉市红十字会有10人,我们是协助他们,他们为主,我们为辅。澎湃新闻:除了江苏队外,四川、广西也有红十字会去到当地,像这种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统一调配,跨省支援的例子在过去多吗?主要基于哪些考量?为何此次选中这三家?聂城:之前四川汶川地震、雅安地震都有这种跨省支援,主要是为了协助当地红十字会提高工作效率,缓解他们的压力,因为本来红十字会人就少。此次选取江苏、四川、广西三支队伍,主要因为我们江苏和广西的红十字会以往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比如江苏,在汶川地震、盐城阜宁风灾等几次大的事故救灾工作中都得到了总会的肯定。四川是因为之前参与汶川地震救灾有很好的经验。此次三个队伍,我们对口支援武汉市红十字会,四川、广西对口支援湖北省红十字会。澎湃新闻:你们到武汉的时候当地红十字会主要面临哪些困难?你们是怎么一步步解决的?聂城:首先是物资积压问题。我们到的时候仓库已经积压很多物资了,两个平均八九千平米的场馆,已经堆满了,高度最高有一个人那么高。还是因为他们人手少,武汉红十字会当时在工作的只有10个人。我们去的时候发现他们体能可以说已经达到极限了,看起来很疲惫,你跟他们说什么有时候他们都反应不过来。吃饭也不规律,经常到下午三点才吃。物资真正开始多起来是在1月22日到25日几天,那时候疫情严重的消息刚刚传开。两三天收到四五百批物资,导致仓库一下爆满,政府紧急调度了国际博览中心作为仓库,一开始让统计局、发改委介入发放。但后两者缺乏这样的经验,所以一时工作陷入忙乱。2月1日,又让交通局牵头,引入九州通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参与物资接受发放。我们到了之后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定向捐赠的再不用下货清点、不进仓库,直接运给接收方;第二是非定向捐赠的分片包干,分组负责仓库一个片区;第三,按防疫指挥部给的一线需求与入库物资数计划分配,加强信息化管理。这样做之后速度明显加快了,大概十个工作日内就把原来积压的物资都发出去了。再就是捐赠物资的信息补录,处理起来更难。按照要求,我们要登记每笔物资的捐赠方、接收方、数量和价格。可以说99%的捐赠物资都没有提供完整的信息,他们都是本着把东西送进来就行了。但是这给我们后期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物资捐过来是没有写捐赠人的,最开始有段时间“谈鄂色变”,很多货运司机物资运过来,还没来得及交待来源就走了。捐赠人很多也是本着献爱心不留名的想法。我们曾经收到一个小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枚口罩,也没写姓名联系方式。我们都开玩笑说这快递费都比这个快递贵。但这是捐赠者的一片心意。再比如价格,光口罩一种,就有N95、一次性医用、一次性民用等多种型号,每种型号价格不一,我们要找捐赠方一一核实,他们还需要出具公允的价值证明,证明价格真实。对于信息不全的条目,我们是通过志愿者挨个打电话过去确认。电话打不通的,通过快递公司找揽件单位,没有线索的,就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官网发布置顶公告征集。有一次,有一名捐赠者问她捐的口罩发到哪家医院。我们查物流单号、捐赠人姓名、联系电话都没查到,最后是靠搜她所在公司名称的关键词,才终于找到这箱口罩的记录,花了整整一上午时间。回应公众疑问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登记工作才这么重要。一枚口罩、一分钱都要登记在册,有案可查。江苏红十字会援武汉工作组团队照。澎湃新闻:还有个问题,如果不是符合国内医疗标准的医疗防护物资怎么用于一线医护呢?比如海外捐赠进来的。聂城:大概2月初的时候,国家临时放开了欧盟等国外标准的医疗物资,说可以我国医用。另外,当地质监局也负责物资鉴定,是否能医用、真伪如何,他们都参与鉴别。比如之前我们接到一批N95口罩,根据其质量改为民用。澎湃新闻:我们接到的物资总数有多少?大概有哪些类别?聂城:一共一万多批次,批次中有的是箱、有的是件、有的是包。种类来说,可以分为医疗防护的,民用防护的,还有消毒液、核酸检测试剂盒等耗材类的、呼吸机监护仪等器械设备类的。另外像生活用品、食品类的是由当地慈善总会负责接收。澎湃新闻:之前公众说武汉和湖北红十字会物资与捐款发放不及时的事对你们后续的工作有影响吗?聂城:心理上会有点难受,但这也提醒我们红十字会在塑造公信力方面要加强。首先必须提高效率,提高工作质量,然后提高透明度,比如说要让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这项工作来。他们了解红十字会之后,才能去更好地理解我们。 当然大多数捐赠者也是很认可我们的。有一天我们为了核实捐赠信息,分别给170多个捐赠者打了电话,对方都给予高度肯定和正面评价。只有一个人说,“我想知道我的物资发出去没有。”从捐赠方来说,人家捐到我们这来就说明是相信我们的。据我所知,当时对于定向捐赠资金,按捐赠者要求汇入指定医院;对非定向捐赠资金,对有疫情防控定点医院需求的,按照指挥部分配方案拨付,结余的由指挥部根据防疫需要采购防护物资或由指挥部安排。其实当时医院缺的不是钱,是物资。但是当时市场上物资已经很难买到了,你把捐款汇到医院账上,他也用不出去。至于物资发放问题,其实当时武汉市指挥部明确了,红十字会负责接受医疗防护物资,慈善总会负责接受生活物资和食品,具体发放是由市指挥部拿分配方案。就我在红十字会多年的经验,红十字会是不敢私吞捐赠的。因为这一笔笔捐赠都要公示的,即使捐赠人不明确,也要用“爱心企业(人士)”来标明,捐款的话其数额都是入账的,银行也是有监管的。澎湃新闻:武汉红十字会的人面对这种质疑情绪如何?聂城:心里不舒服,但有什么用呢?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没时间去顾及网络了,手头的事千头万绪。澎湃新闻:当初去到武汉时,领导要求你们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结束支援呢?聂城:其实在我们到达武汉开展工作后二十来天,物资就基本上可以做到当天进当天出了。后来是说医疗队不撤,我们就不撤。 澎湃新闻:去到武汉与离开武汉时两次心境有何不同?武汉当地有哪些变化?聂城:刚去时心情是很紧张的,压力大,因为对现场情况没底,到底要做哪些事,网上当时舆论也很强,我们也有压力。回来后就觉得比较踏实,应该经过一个月多的共同努力,现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可以很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了。 武汉当地由于我们是三点一线,没有去市里边看过,但根据两次在车上的观察,去的时候整个城市冷冷清清,整条路就好像为我们开的一样。离开时已经车水马龙了,虽然街上行人还是很少,但已经有很多车辆了,感觉整个城市开始活跃起来了。澎湃新闻:你们团队目前的身体状况怎么样?聂城:前两天大家都检测了,暂时没有感染迹象。其实当时在武汉时,我们所处环境还是有风险的,我们只有一次性口罩,每天面对社会上不同的人,某种程度上,我们比医护人员所处环境更具风险,至少医护人员接触病人时都有针对性地做好全身防护。澎湃新闻:你们的口罩是当地提供的吗?聂城:是我们自己从南京带去的,去之前我就购买了500个,供团队使用。武汉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澎湃新闻: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聂城:现在全员在酒店集中隔离。去武汉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落下了很多日常工作,这两天我开始回归到年度工作计划中,不能拖单位后腿。(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专题】防控新冠肺炎